真能告別「代幣」議會？

                                                                              杭之  2020-4-9

        立法院有個很奇特的制度，國是論壇。院會開始時由抽中籤的委員無範圍的就他想講的事發言。可談時事，亦可批評行政部門，甚至抨擊與立委職權無關的人事物，後來道具、唱歌、表演都出籠。他們說，這是「反映民意」。但從上一屆國會開始，朝野立委就有人倡議廢掉。說已無實質意義。確實，新媒體時代，表達民意的機會與管道，每週兩次抽中籤講三分鐘的「國是論壇」，恐怕連雞肋都不如。

        這一屆國會新議長產生後，標舉首要工作方向之一是「致力提升國會功能」。一般意義上，代表被統治者之議會，是對行政權支配最低限度同意與否的手段。所以說，行政權向立法機關負責，後者監督前者。這是教科書上的常識。但歷史的現實不是這麼單純。

        德國社會學家Max Weber在離世前幾年寫下長達十萬言的〈新秩序下德國的議會與政府〉，一開始就指出當時德國議會制的現狀是俾斯麥長期支配留下的遺產。他區分兩種型態的政治，一種是強議會，一種是「代幣」議會制（“token” Parliamentarism）。前者是他心目中健全的議會制，「積極政治」的基地，像英國那種；後者是只能消極地通過或反對行政權提出的預算或法案，或者只能對行政權提出批評抱怨，被排除於對政治事務之走向的積極參與，「它只能得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信息，並被視為障礙，是沒有什麼作用的吹毛求疵者以及自認為無所不知者之集會」。韋伯論斷道，「一個只能訴諸消極政治並面對一個支配性官僚體系的被統治者的議會，意謂著這是威權國家（state of the authorities）的變種」。

        借用韋伯的思維，我們不也可以說，我們議會制的現狀是蔣家統治長期支配留下的遺產嗎？即使民主化已三十年，但韋伯反省俾斯麥統治遺產的具體後果，「代幣」議會、消極政治之種種，儘管時空皆異，我們看了，不也心有戚戚？

        民主化之前，「萬年國會」根本連「代幣」議會都稱不上。當時算是最高民意機關的省議會，不就生動的展現「代幣」議會的諸多面貌嗎？後來增補選的「國會」有些「議會」的成分了，但省議會裡諸多「代幣」議會的要素也出現在還沒全面改選的國會，甚至全面改選後的國會。盍各言爾志的國是論壇、機智問答的總質詢庶幾近之。

        要說民主化以後的立法院是「代幣」議會，也許不公平。但平心靜氣想，不也還有不少其要素的殘遺？本質是「吹哨」的所謂「監督」，或許是當前立法院最大的功能，這當然可能是「積極政治」的一部分，但不必然是「積極政治」，也就是對政治事務之走向的積極參與。「吹哨」是民主政治很重要的功能，但在當前「監督式民主」已成主流的情形下，「吹哨」不必然要議會來作，一系列自下而上的權力監督機制也會發揮更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們監督著政府的一舉一動，官員的廉潔和腐敗，權力的分配和濫用。

        相反的，在「積極政治」下，議會是一種積極的要素，不同的利益、意識型態、政治意志…，在議會運作的政治過程中尋求制度性的妥協，從而形成新的規範、制度，決定著下一階段政治事務之走向，並對之負起政治責任。「監督式民主」的最後階段除了吹哨、防腐外，新規範新典範的形成是最後一里路。議會是這整個政治過程不可少的積極要素。

        廢掉國是論壇，也許是告別「代幣」議會的一步，但要「提升國會功能」，就看能不能真的告別「代幣」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