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主化之路的一點感想

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 1832）有很多話都很有哲理，像這裡引的，像「樹可以長高，但不能抵天」。

    「民主化既不是把整體國家權力擴充到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之非國家領域的同義詞，也不是指國家（state）的廢棄並在公民社會內建立公民間自發的協議。」
他說這是兩個不能實行的極端。在我們這裡，或者華語的語境裡，我們有時候會聽到一些所謂「進步」的論述，強調什麼「人民民主」或「大民主」，如果去分析其潛在的意識結構，恐怕不難看出這兩個極端後面的意識結構是同構的。如果只是不能實行，那也許只是一種「戲論」（借用熊十力的詞），怕的是硬要在現實中實踐起來。現實歷史中血的教訓還不夠鮮明麼？John Keane 指出，「民主化是一個把權力分配到公民社會之內和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制度地不同領域之多樣公共領域的困難的、長期的過程。」我是很同意John Keane 這觀點的。這是我們在思考民主化以後怎麼樣進行民主鞏固必須細細品味的。

Ralf Dahrendorf 在1990年東歐遽變後不久，寫下這本小書。他說這是「滿懷希望之作」。四分之一世紀後，我們也許可以聽聽來自匈牙利一位長期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系轉型之經濟學家的聲音。見下面插圖說明。

長期研究、最後批判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匈牙利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柯爾奈（J. Kornai）參加今年5月初在布達佩斯舉行的「轉型透視：共產主義垮台25年後」研討會的晚餐主題演講稿的首尾兩頁。他回顧這25年來的一些狀況，擔憂匈牙利民主的前景、烏克蘭的局勢，警告1989年開啟的道路不必然是單行道。他警告共產主義制度的某些特點（特別是 state 的巨大力量）的復興，後共產主義專制政權、後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正在擴張。最後一小段（我用色筆標出）很值得玩味。他說他的講話是要警告你，是要讓你警覺、讓你意識到面臨的危險。這最後一段的說法不是很有上引哥德那句話的味道嗎？

來賓問答：

問：老師，我想請教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雷震案」事件，不曉得美國在其中有沒有為雷震說過話？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說，在威權統治時代，美國它扮演的角色除了我們跟它建立了軍事的同盟關係之外，它對我們的民主是否關心？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就是在美麗島大審是公開審判大放送的狀況，讓施明德可以講他一些想法，這一段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要讓他公開這樣講？甚至美麗島大審為什麼不殺人？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後來的發展，包括林宅血案、陳文成案，因為這畢竟還是懸案，我一直覺得說這兩件案子是不是只是偶然，或只是一個不小心失控的狀態，而並不是國民黨真的那麼想要殺人？如果想要殺人的話，美麗島事件就可以殺人了，謝謝。

答：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現在好像沒有資料看到美國有干涉台灣對雷震的逮捕跟審判，如果有，可能也只是一般外交關係的瞭解（當時台灣跟美國是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我沒有研究，不是很清礎。這一方面可能跟當時的冷戰體系有關。美國這個國家是很複雜的，論國力，可說是今天的羅馬帝國。你看它一方面講民主、自由，講人權外交，但另一方面它又介入很多到底是它國國內事務還是國際事務不很清楚的各種事務，所以你說它對當時的「雷案」有沒有介入，我沒辦法回答。我不是研究這個，但是好像沒聽說有人著墨過美國有沒有干涉蔣介石抓雷震一事。

就第二點來講，我願意這樣講。你說美麗島事件為什麼要公開審判，做大放送？當然，國內外壓力很大是一個因素，但是在這一點上，我作為一個「美麗島案」的受難者，蔣經國的囚徒，我過去也講過，蔣經國在「美麗島案」沒有殺人這一點是不能抹煞的。我出獄後聽說好像是沈君山他們跟蔣說這個案子不能流血，如果流血，會帶來仇恨等歷史問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像他老爸一樣寫日記，當時的心境是如何，是怎麼想的。這些恐怕只能留待以後史料來提供佐證了。至於你說像陳文成案、林宅血案，到底是蔣下令還是下面失控？不曉得。以我個人的揣度，陳文成案應該是特務單位的失誤造成。像跟我關在一起的一個老政治犯魏廷朝就揣測說，那可能是刑求失手，然後棄屍台大，故佈疑陣。但真相我也說不上來。林宅血案比較複雜一點。林宅血案到現在還有一點仍不清礎，那就是當時權傾一時的特務頭子王昇及所謂的劉少康辦公室究竟有沒有介入。沒有證據說那是蔣的下令，也沒有證據說蔣完全置之事外，不曉得。恐怕要等未來更多史料出土來解答，但是，老實說，是不是還有史料我都很懷疑。

問：杭之老師你好，我想請教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從台灣民主進程來看的話，最後那個階段其實是領導人對於他自己這樣的開放、解放報禁，推動台灣民主的進程。我想請教的是，在威權政治體制之下，我們對於威權政治的領導人應該是持怎樣的看法？是通過我們的努力使他變革，還是有賴於看他個人對民主的認識，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推動國家的民主？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想請教的是，在民主政治基本框架大體成型的時代，公共知識分子到底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因為在威權的瓦解過程中間，我們看到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包括您在內，大半的知識分子是不斷地在呼籲吶喊，甚至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想如果是民主和法治已建立的框架下，知識分子是應該用他的社會聲望表達他對某個政黨的鮮明態度，還是說他需要做一些什麼其他的事情？謝謝。

答：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剛剛已經提到，從歷史的客觀結果而言，我這個蔣經國的囚徒願意對他在本案沒殺人這一點有一點正面評價。我覺得，蔣經國到生命最後死之前，要在台灣用「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態勢把正在興起的反對勢力壓下去，有沒有可能？是有可能的，你看當時的王昇恐怕就是這個態度。但真這樣一定會在後來台灣民主轉型、民主化發展的過程中，增加很多亂度，他沒有這樣做，某個角度說他是對民主發展留下一個比較正面的遺產也可以。那麼他究竟為什麼會這樣選擇？是他當時體力衰了、意志力比較弱了，還是他有這樣的自覺，還是怎樣？不曉得。有人猜測，江南案也許是一個關鍵。因為蔣經國是特務出身，他來台灣以後幾乎是管特務。一個不算太燙手的案子竟處理成這樣，太不像話。是不是這個樣子？有人這麼巷議，我們不知道。是不是他感覺到沒有辦法再（這樣家天下地）傳下去了，還是說他有民主的胸懷？我講過，是不是有史料佐證，不知道。我個人看歷史相對比較不重視動機。但客觀的事實是因為蔣經國沒有用血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之後台灣民主發展沒有走上血腥的大混亂局面。雖然還是有林宅血案、陳文成血案，有零星的血的衝突，但比較像個別的擦撞，而不是連環對撞、追撞的車毀人亡。有摩擦，到現在都還在磨擦、擦撞，很多案子還是懸案，轉型正義還沒有處理，但這個還沒發展到對撞相互毀滅。這個也許是人家說台灣民主轉型基本上是一個和平的民主轉型。這是不是蔣經國晚年一個正面的遺產，不知道，讓未來的史家去討論吧。至於他為什麼這樣做？我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史料來佐證。

        至於你第二個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樣，在一個已經建立起民主政治架構的社會，培育建全的、壯大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恐怕才是最重要的。一個社會最好不要出現國家完全壓著社會的狀況，也不要出現一個完全弱勢的國家，讓像所謂「人民民主」這樣的民粹情緒主導著、壓著，這兩個極端都不是成熟法治社會健全的樣貌。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培育公民社會，公共知識分子在這裡就應該扮演更大的功能。什麼叫公民社會？我認為 Charles Taylor 的定義簡單明瞭，他大意是說，公民社會是一個不受國家權力控制或監護的自主組合；其次，這個自主組合有公共的關懷，它關注的是公共事務，不是關注養鳥、鬥雞這些無關公共性的個別興趣；最後，可能也是最強意義上的，它能夠集合這些自主力量，進入一個政治過程，來決定或影響可以實現這公共關懷的政策，或者去改變不符合這些公共關懷的政策。這樣的社會就是公民社會。我們觀察台灣當今的社會，公民社會確實已經成長起來了。我們可以比較1980年代和今天的社會運動，前者通常跟當時正在興起的政治反對運動結合在一起，但你看像國光石化的抗爭，政治力量基本已經不介入，至少不是主導性的力量了。我感覺台灣社會這些年來這種基於公共關懷的自主力量、組合，在許多領域都在成長，這是很好的現象。然而，台灣今天有一個嚴重的危機，倒不完全是政治的，而是本來應該是公共性的機制，像傳媒，墮落得一榻糊塗。比如我們晚上看電視，每個小時重複一些無聊的個人事務，哪個影星的鼻子整型歪了、哪個明星的婆婆又怎樣了、哪個富豪的什麼人生小孩了，而且一報報好幾天。真是無聊到極點。試問這跟公共議題有何關係？妙的是，這些媒體抬出的大帽子是「觀眾有知的權力」，夠堂皇了吧！這其實是一種公共性倒退的現象，它會無聲無息地腐蝕我們的公民社會。然而我們現在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對這些現象好像都很少講話了，習以為常了。

問：您好，我想請問一下，關於您提到像台灣民主過程的話，它是彙集各種歷史因素，無論是在內部的或是在外部的。我想請問一下台灣經驗對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來說的話，在您看來，中國大陸具不具備民主憲政的條件？因為現在中國大陸出現很多思想的對撞，就是說，我們如果對應於相近於我們歷史條件和現狀的印度來看，兩個同樣的人口、相近面積的大國，印度實行了民主憲政，中國走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這兩個走不同道路的國家發展到現在，前不久CNN也做了一個節目。對兩國現在的發展，你怎樣看待民主在經濟發展這方面的作用？

答：我沒有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經驗，一些狀況的瞭解是靠文獻資料，未必有實感，所以我未必能很確切回答你的問題，但可以把我一些感想提供給你參考。我想跟印度作對比的話，這條件完全不一樣。印度曾經是一個殖民地，就像日本的民主是麥克阿瑟加在它頭上的，當然它有它文化上的種種使它能怎麼樣跟它接在一起，成長成今天這個樣子；印度也是長期受老牌的民主國家英國的統治，這跟它後來的民主憲政是怎樣的關係，我沒研究不好說。但在中國，有一個很大的幽靈一直纏著中國現代史的發展，那就是專制主義。已經過世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先生，他以前是周恩來的英文秘書，老幹部，也是人稱「南王北李」（南王是過世不久的王元化先生）的兩位倡導自由思想的老幹部，他晚年講過一句話，很有意思，他說五四反傳統反得那麼激烈，但是反了半天，有一個傳統不但沒有反掉，而且越來越根深柢固，那就是專制主義。你去看文革的歷史、回憶，你大概就比較能瞭解李先生為什麼會那麼講。毛澤東主義籠罩在當時中國的天空，支配著每一個人的生活。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專制主義消失了嗎？恐怕沒那麼樂觀，在中國大陸，左的陰影一直沒有真正退潮。像最近四川所謂「打黑唱紅」成為觀摩學習對象，一些新左派大力歌頌這些作為，說這是「重慶模式」，這些現象也許可以說明一點什麼吧！難怪有人要說薄熙來的作為是新毛澤東主義。然而，從很多跡象看，我覺得大陸公民社會的苗正在出現，雖然以 C. Taylor 的說法，可能連最起碼的第一層次都還不是很堅實。但你不能不重視像維權運動這樣的發展，它跟台灣1960年代的一些發展有點相似。那時有台灣記者騎著摩托車到農村做考察，寫出來的報導讓人們看到原來政府講的以外，還別有洞天；你現在去看大陸一些報導，像廣東南方報系的某些報導，你可以感覺到，在中國大陸，不受政府控制、監護的那種力量好像在出現，至少是試圖在掙脫政府的「全權控制」。這個力量能壯大到什麼程度不是很清楚，但我們在這裡看到大陸公民社會成長的生機。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中國大陸的「國家」還是很強有力，擁有近乎絕對的控制力，政治的控治力不講，就看經濟上的國進民退，就可以看到國家的掌控力一直在壯大，社會的力量雖然有在成長，但國家控制的力量更強勢。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愈來愈清楚，國家資本主義的型態是越來越強。這對民主的成長是不利的。我知道大陸有很多知識分子在反省這個問題。去年，曾當過中共組織部副部長的朱厚澤去逝，聽說他死前跟一些年輕朋友講，你們有責任去搞清楚「中國模式」是怎麼一回事？中國有一些人宣稱中國已走出自己的路，而且走得比西方的模式好，「中國模式」將來會成為新的典範，「北京共識」會取代「華盛頓共識」。朱厚澤向那些年輕朋友說，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當時很多人認為資本主義不行了，以國家權力主導、計劃的「史達林模式」比較好，很多西歐知識分子也都這樣認為，形成一種時代風潮，認為那樣的模式才是經濟成長比較好的方式，連當時退到台灣要以宣揚自由主義來反共的《自由中國》都還可以看到這種思潮的殘餘。朱先生說，到最後，事實證明「史達林模式」造成很大的禍害，是錯的。他跟那些年輕朋友說，你們的責任是好好去弄清楚，去研究什麼叫「中國模式」，好好研究它對中國的利弊。他說他自己感覺，1949年的路也許是錯的。這是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反省、思考。

        這些反省、思考的關鍵，據我看，都集中在對「國家權力」的思考。國家權力不能得到規範，社會的力量不能壯大，民主化恐怕就很難有太大的期待。據我接觸過的一些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並不是很樂觀，認為要真正走上民主化還早。一個原因是，大陸那個強而有力的、帶有深厚專制主義色彩的「國家」（state）還看不到走向「去集權化」（decentralize），且讓「社會」有成長之空間的跡象。所以我對大陸的民主化相對比較悲觀。我認為至少要讓它的社會慢慢建全壯大，民主化恐怕才有機會。目前來看，有一個變數，就是網路會怎麼發展，會對大陸強有力的國家權力產生怎樣的滲透作用。值得觀察，但我不曉得。（續完）

三、意識儲備孕育的六○年代

        這一波的民主改革被壓下去以後，在民主改革上，接下來整個1960年代沒有什麼大的事情，就是一個過渡。但是，這個階段的過渡對台灣民主化發展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它的意義，我用《文星》做一個代表來說明。簡單說，它在為下一階段的變化、為下一波民主改革鋪陳物質與思想的基礎，儲備意識的轉換。

        1950年代台灣的經濟發展基本上只是進口替代，到了1960年代，台灣被整編進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加工出口拉動成長來累積資本。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也複製了這一發展模式來帶動它快速的經濟成長。這個轉變對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帶來重大的衝擊。部分土地改革以後產生的小自耕農階級在「擠壓」的農業政策下向都市、城郊流動，成為勞工階級，此外，都市中產階級也逐漸成長。這些轉變的歷史意義一直要到1970年代才清楚浮現。

        這個整編本身在思想文化意識上也有著另一層弔詭的意義。如前所述，蔣政權在台灣建立的是軍事威權侍從體制，但因在前一階段就標榜「自由中國」（Free China），以有別於「赤色中國」，不能不保有一些西方的元素，如有限度的選舉；現在又因從經濟面被整編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前一階段被壓碎的自由、民主等文化價值，隨著各種西方事物、西方價值的流入，變貌地成為批判權力體制之體質的資源、依憑。但由於上階段的教訓，這次的批判不是赤裸裸的針對政治體制，而是針對與權力體制之體質有密切關係之傳統的、封建的思想文化意識，主張反傳統、現代化、全盤西化，其風暴中心就是1960年代前半的「中西文化論戰」。

        這在政治社會文化上有怎樣的意涵呢？當時台灣雖是威權國家，但還不是對外幾乎封閉的全權國家（像當時的中國，今天的北朝鮮），只要你跟世界貿易往來，世界上的很多觀念、思想，或者其他的意識，就會跑進來，台灣的商人拎著007手提箱全世界跑，這樣，西方的文化、思想、價值、制度等很自然就會進來。所以政治雖然是壓制、冷酷的，但是「現代的」事物，因為其他很弔詭的原因進到這裡的社會。甚至在最抽象形式的層次都有很多西方的東西傳進來，像《文星》或以台大外文係為基地的《現代文學》，就搞一些後來左派的陳映真所批判的現代主義，談一些很隱晦、抽象的所謂現代意識，如《等待果陀》等等。

        這對台灣有什麼意義？那是對下一代要發生的事情在意識上的孕育。他們意識上是要反傳統。他們認為那個政權背後的意識是中國傳統的意識，是束縛我們走向現代的障礙。當時中國大陸正在如火如荼地搞文革，蔣介石就在台灣搞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高中生都要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然而整個1960年代的批判意識的主流就是反傳統，崇尚現代，包括後來社會科學界的一個熱門調子是「現代化研究」。當時殷海光先生儼然是精神導師，以李敖為頭號戰將的《文星》雜誌，樹起反傳統的大旗，再一次掀起「中西文化論戰」，以文化批判取代上一階段的政治社會批判。這是當時《文星》的主調，也可說是1960年代的主調。我們看殷海光晚年《中國文化的展望》裡面也充滿這種對傳統強烈的批判，當時有自由派傾向的大概都這樣。這一方面是受五四的影響，另一方面恐怕也有台灣現實的意識背景。

        1960年代雖然在整個現實政治運動或者民主運動上是沉寂的，是個過渡，但是，在這個還有著「前現代社會」殘遺意識的社會中，這種反傳統以及現代性意識的鋪陳，是有其「意識儲備孕育」的意涵在。這是我個人大概的解讀。這一階段就文化來看，它有很深的意涵可以做很多分析研究。我不知道對《文星》現在有沒有比較系統的研究，我覺得這些研究是必要的，甚至對當時很多其它的文獻，如《現代文學》，或者當時很多現代詩社，都應該做更多的研究，才能讓我們更瞭解那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面貌。

四、驚蟄競飛的七○年代與台灣公民社會的萌芽

                                      美國總統尼克森在北京與毛澤東會面（1972-2-29），
                                                   此舉不但影響世界戰略局勢的發展，也直接衝擊未來台灣的發展。

        在內部，台灣也出現許多問題。經濟發展不會一直這樣高速成長，隨著世界經濟情勢的變化，台灣的經濟從過去的高度穩定成長期（1964 - 1973），進入不穩定成長期（1974 - 1979），而且又碰上第二次石油危機的衝擊，先前擠壓農業的發展政策所造成的農業凋敝問題也開始浮現。當時《自立晚報》的記者吳豐山（現在當監察委員）騎著摩托車到農村各地，寫了系列報導，引起社會很大的關注，原來我們的農村有這麼多問題；另外，在都市裡，因擠壓農村，讓剩餘轉到都市，農村人口轉移到都市當勞工，進行加工出口，都市裡也出現一批勞動階級，他們在都市裡所碰到的許許多多問題也都陸陸續續出現了。這些問題造成社會矛盾的出現、激化，就引發了原來日治時代曾經有的左翼意識，在陳映真講的「蒼白的白色五○年代」被壓下去後，這時又開始浮現了。這社會意識的浮現結合了像陳映真他們對現代主義的批判，關傑明、唐文標對現代詩的批判產生的現代詩論戰，還有後來《文季》的創刊、「鄉土文學論戰」等等各種意識結合在一起，再加上外交危機的困境，一個根本的問題很自然就浮上來了：台灣是誰？台灣是什麼？我是誰？台灣的未來是什麼？跟台灣這塊土地相關連的一些意識開始浮現出來。

        在這內外都出現問題的關鍵時刻，台灣已到了不改革不足以圖存的時候。此時，蔣經國開始全面接班（1972年5月29日出任行政院長），提出「十項政治革新方案」，宣佈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並推行其「台灣化」政策，即在有限範圍之黨政職務中起用台灣人，以補強政權的正當性。但是，這極其有限的改革仍然無法滿足社會求變的要求，例如，中央民意代表聲稱因還沒有「光復大陸」，所以無法改選，「萬年國會」仍屹立不動。由於情勢變化太過錯綜複雜，社會上以青年知識分子、新興中產階級為主之各階層要求改革圖強的呼聲仍高漲。這其中有三條主要線索可以觀察：

（A）一連串外交危機的衝擊，終於在釣魚台事件（美國將包括釣魚台在內的琉球群島交還給日本）後，爆發了與1968年世界性學生運動有微弱呼吸相應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約1971 年前後），激發了國內外青年學生的民族主義自覺，並進而開啟了對台灣政治、社會、經濟等現實問題的關懷。這個運動後來在國內外都有了政治上的分化，有一些力量進入了蔣經國接班後的權力體制，有一些成了後來的統派。

 由張紹文、張景涵（俊宏）、許仁真（信良）、包青天（奕洪）四位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青年（最長35歲，最年輕29歲，平均32歲）署名的長文，以社會階層的分析視角探討台灣社會 的矛盾（有點毛澤東1926年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味道），並發出強烈改革聲音。

（C）在《大學雜誌》集團主導之青年政治改革運動完成其階段性的歷史任務（約1973年）後，集團內部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如關中、丘宏達、施啟揚）進入國民黨體系內工作；有的仍留在校園（如楊國樞、胡佛），在日後的民主運動中起了一點體制內外的溝通工作；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及新興中產階級結合了地方政治反對勢力，如許信良、張俊宏先後參選省議員（當時有一點作用的民選職位是縣長、省議員，以及比例很小的中央增額民代），而形成黨外民主運動的興起。這個分流跟《自由中國》後來走向與地方力量結合有一點異曲同工的味道。

        以上這些發展，不管其複雜性、異質性如何，不管其現實考量如何，都有一個共同的焦點，那就是：在與台灣之土地、人民休戚與共的意識下，對台灣之現實加以關注與反省，從而形成對「台灣之未來」的追問。這樣的覺醒以及對隨之而來的反響與反擊，構成1970年代台灣社會之思想文化意識的基本構圖。這個年代出現的「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等都可以在這一大脈絡裡理解。

        從民主發展的角度而言，這階段最重要的發展是：在社會力量逐漸壯大成長的大背景下，前述青年知識分子及新興中產階級與地方政治反對勢力的結合，最後並逐漸匯入過去被壓制的各種異議力量，比方說長老教會，形成一個與過去民主反抗運動很不同的、新的民主運動。長老教會過去看起來侷限在傳教，其實它有很強的台灣意識、地方意識，有相當堅實的社會基礎，而且不乏有世界眼光的領袖。比如宋泉盛牧師就寫了一些關於中南美洲解放神學的東西，其中就有左的意涵。他們過去還用羅馬拼音、用台語傳教，但是被壓制，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些就壓不住了，開始慢慢浮現了。海外的台獨力量也慢慢彙集進來，剛剛講的如鄉土文學論戰、保釣彙集進來的左翼力量也在台灣出現。至於「二二八」以後壓下去的本土意識就更不用說了。日治時代曾有的思想、意識光譜，好像在這時慢慢一個一個在台灣歸位、補齊了。一個標誌性的開始是什麼？是康寧祥、黃信介創刊的《台灣政論》，它可以說是本土政治反對力量長期受到壓制，而上述蔣經國接班改革的規模與格局又無法滿足高漲之改革期望下的產物。它雖然只出了五個月就被壓制下來，但它標誌台灣民主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

1975年創刊的《台灣政論》雖然只出刊5期即遭壓制停刊，但它標誌著台灣民主運動的一個新階段， 知識分子論政與基層政治力量結合起來（雷震曾試圖作這個努力，但立即被撲殺而沒機會成長）。

        這個新階段還有著上一階段沒有的新元素。《自由中國》在雷震組黨時，主要的兩股力量是由大陸來台的知識分子和台灣不受國民黨整編之地方勢力的結合。這時候加進了一個關鍵性的元素：新興中產階級。你可以看到後來黨外運動受到最大的物質支持，不是來自於大財團，當時舊的地主階級基本上不是沒落了，就是轉型為財團。但是，一個隨台灣以加工出口累積資本而成長起來的新興中產階級出現了，而且默默匯入了這股運動，支持這運動。因為相對於世界，台灣原來這個威權政府存在很多不民主、管制、貪污、效率差等種種因落後的制度、行為造成的問題，使得這群在全世界闖蕩、見過世面的新興中產階級有企求改革的心理。他們默默支持，讓整個民主改革力量壯大。

        如果我們不從這樣一個結構來看，我們很難解釋1970年代末、1980年代開始，整個反對運動怎麼會這樣壯大起來。所以到了1977年，有一個五項公職選舉，這個五項公職選舉首度出現了黃信介、康寧祥帶頭串連整個黨外。過去國民黨把你打散，郭雨新在宜蘭、郭國基在高雄、高玉樹在台北，台灣全島是散的，各自以「無黨無派」來號召選民支持，勢力沒有串連起來。這個時候首度以「黨外」把它串連在一起。「黨外」這個詞即「國民黨以外」的意思，頗有聯合所有反國民黨力量之統一戰線的味道。這種串連在日治時代就出現過，像文化協會當時就出現這樣一個全島性的串連，現在又出現了。這種反對力量的串連、結合，就是後來組黨的先聲。

        1977年還發生一件在台灣歷史中重大的事情：中壢事件。當時從《大學雜誌》出來的許信良退出國民黨，參選桃園縣長，開票時疑因選舉作票舞弊，導致群眾不滿包圍中壢警察分局，最後並燒了警察分局。這次事件發生後，第二天的新聞並未立即報導，這是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從未有過的標竿性的群眾事件。美國一位社會學者高隸民（Thomas Gold）曾分析這個事件的意涵，說台灣的「社會」（society）已經不再完全被「國家」（state）監控壓制。過去，台灣的「國家」是非常強勢的，「國家」壓制著一個很弱小、奄奄一息的「社會」。現在，台灣一個不受「國家」完全壓制監控的「社會」正在成長出現。中壢事件說明了台灣的「社會」已經壯大到不再懼怕「國家」的壓制，而要有自主的行動。確實，這就開啟了 civil society vs. state 合理辯證互動的歷史契機。而這是民主轉型得以成功的基礎。

  群眾不滿檢察官偏坦涉嫌作票之選務人員，群集包圍中壢分局，最後並焚燬警察分局，史稱「中壢事件」。（張富忠攝影）

        在這同時，延續「鄉土文學論戰」中左翼理念、關懷的勢力，也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凍土下破土而出。此即1976年2月創刊的《夏潮》雜誌，其部分成員也積極投入新興的黨外民主運動。

        接下來可以說是承繼此前累積的種種，進入台灣民主運動最動盪、但也可說是開花的階段。1977年的地方選舉，黨外人士獲得空前勝利，共贏得四席縣市長，十四席省議員，八席台北市議員，後來在美麗島政團中的要角許信良大勝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林義雄、張俊宏也當選省議員。受此勝利及中壢事件展現群眾力量的激勵，1978年的增額中央民代補選，黨外人士進一步串連整合，氣勢大盛，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的共同政見，要求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等，即要求民主化、自由化，形成戰後挑戰國民黨最強大的氣勢。

        然而，選舉期間，美國總統卡特宣佈將在半個月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與中華民國終止外交關係，蔣經國隨即宣佈停止選舉。政治、社會大有陷於動盪之勢。面對此一動盪情勢，黨外人士發表聲明，除呼籲政府勿自亂陣腳，儘速恢復選舉外，並期待政府「勇敢抗拒軍事統治的誘惑和壓力」。這一呼籲後來再一次出現在半年多後創刊的《美麗島雜誌》的社論中，由此可見當時政治情勢之險惡。

        然而，此時國民黨內部的強硬派抬頭。1979年1月，國民黨炮製了一個「匪諜」，說曾將「革命動員第一號令」交給余氏父子，任命余登發為「高雄台南地區最高指揮司令」，要造反。余登發就這樣被抓走，黨外人士就在高雄橋頭髮動一個示威遊行。這個示威遊行也是反映了高隸民講的，台灣的「社會」已經不再懼怕跟「國家」對抗，這應該是台灣戰後首次在戒嚴下的公開示威遊行。

        接著，康寧祥辦了《八十年代》月刊，8月，《美麗島雜誌》創刊。《美麗島雜誌》每一期的封面都是一張群眾集會的照片，而刊物英文名字叫 FORMOSA  ── The Magazine of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明示這是一份民主運動的刊物。所以這個雜誌相對於《大學雜誌》、《自由中國》，已經完全不一樣。很清楚的，這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機關刊物，我就是要搞民主運動的，不是只講講理論的。甚至施明德還講，我們是在搞一個「沒有黨名的黨」，雜誌社各地的服務處就是「地方黨部」。因為當時不准組黨，那就用雜誌社的名義，各地都有服務處，每一個服務處都有主任委員、執行委員等。用這樣的方式，一步一步進行串連、組織化的工作。雜誌出刊後反應很熱烈，創刊號賣出八萬本，第二期以後更超過十萬份。這在台灣的政論雜誌中，恐怕是空前絕後的。隨著雜誌的熱賣，一次次的群眾性活動也陸續在台灣各地舉辦。 

《美麗島雜誌》創刊於美中建交後，台灣政局趨向退縮壓制之情勢下。僅出刊四期即遭撲殺的雜誌，每一期的封面都是一張群眾集會的照片，而刊物英文名字則明示這是一份民主運動的機關刊物。

        形勢的發展，使黨外人士憂慮的、呼籲國民黨勇敢抗拒的「軍事統治的誘惑與壓力」終於出現。到了1979年12月，「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國民黨大肆抓人，經過兩個多月的秘密審訊，共軍法起訴八人，司法起訴三十三人，藏匿施明德案起訴十人，鼓山事件起訴兩人。本人則因擔任雜誌執行主編，被污以「暴行脅迫」之罪名，判刑投獄四年，政黨輪替後始平反。1980年2月28日 ，軍事法庭召開第一次調查庭，林義雄家中發生祖孫政治滅門命案，其母親與三個年幼的女兒被殺（後救活大女兒，一對雙胞胎則慘死）。接下來軍法大審開始。因為國際輿論的壓力，還有海內外的種種壓力，說這是再一次對台灣人的政治鎮壓，蔣經國決定公開審判這一群異議人士，全程開放中外媒體採訪，報紙連篇累牘報導，使得這群民主運動者有機會大聲陳述其政治理念。後來民主前輩李萬居的兒子在香港教書，把報紙相關內容剪編成一本厚厚的資料集出版，成為海內外傳播民主運動理念的材料集。

        鎮壓以後，國民黨並沒有因而回應社會的要求，進行改革，以為那只是一小撮偏激分子的作為，強硬地採行倒退的作為，不但不承認新興社會力量及其要求，反而去鎮壓與反擊。其後幾年，特務頭子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及其主持之「劉少康辦公室」，權傾一時，幾無人敢攖其鋒，一時軍特橫行。再後，旅美數學教授陳文成返台被警總抓去偵訊，最後陳屍台大校園，海外作家江南被情治單位派人謀殺等等，台灣似乎將陷於退回軍特統治的危機中。但是，正如前面所說的，從中壢事件以後，台灣的民間社會力量已經成長茁壯到敢於跟國家衝突，並追求自主發展。這些鎮壓仍然無法把已經成長的民間社會力量、民主運動的力量壓下去，甚至消滅。

        以後幾年在政治上的發展還有非常多的事情。我只列出幾件意義重大的事件：

    1983年9月   「黨外編聯會」成立。

    1984年5月   「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成立。

    1986年5月    流亡美國的許信良等人在紐約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準備1986年底遷黨回台。

    1986年5月19日  「五一九綠色行動」示威行動，反對台灣長期戒嚴。

    1986年9月28日   新黨在圓山飯店建黨，黨名「民主進步黨」。執政黨聲稱「該黨尚屬籌備階段」，因此，「不取締不承認」。一個很有趣的對照是：雷震組黨時，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於1960年7月29日發表社論 〈 政黨的承認問題 〉，聲稱對於正在醞釀的新黨「並不重視，亦決不予以承認」。兩次「不承認」的後果殊異。

    1988年1月13日  蔣經國去逝，副總統李登輝依法繼任。

    1990年3月          李登輝在政爭後當選總統。

    1991年5月1日   李登輝總統公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束長達43年之「動員 戡亂非常體制」，此體製為蔣政權軍事統治台灣之依據。

        從這個簡單的編年可以看到，民主反對運動繼續朝著組織化的方向前進，並以組黨為目標。而當民進黨宣佈成立時，儘管國民黨還是伺機想消滅之，但已經無力再像1960年消滅「中國民主黨」，以及1979年消滅「美麗島」這個沒有黨名的黨那樣，以抓人收尾。至此，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真的就像1960年9月1日最後一期的《自由中國》社論的標題「大江東流擋不住」所說的，已經走上不歸路了。（未完，待續）

二、白色荒廢的五○年代及雷震案

雷震獄中所撰回憶錄在出獄前被蔣政權沒收並焚毀，出獄後的雷震於生命末期，以帶病之身補寫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

        就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開頭講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自由中國》的出現與最後被蔣政權鎮壓，是有它既與的條件的。1949年11月，當時共產黨勢力已席捲中國，蔣介石退守台灣。一批反共的知識分子、政界人士為了從理智上建立反共信念，在蔣介石的讚許與支持下，由胡適和雷震等人籌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北創刊（另外，徐復觀在香港創刊《民主評論》），目的是要「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換言之，這個刊物的出現，一方面是要反共，一方面是要失敗的國民黨痛定思痛，改革政治經濟，實施民主政治，總的來說是以「蔣政權同盟」的姿態出現的。但是，何以不到二年，就因一篇由經濟學家夏道平執筆的社論 〈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跟蔣政權開始有摩擦，而且持續擴大，最後以「雷震案」抓人收場？這恐怕就必須簡單回顧一下1950年代台灣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

        我這裡簡單借用劉進慶教授在《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一書中的分析。簡單地說，1950年代台灣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基本上是以國家資本主義體製為基盤所確立之「軍事的威權侍從結構」的統治體制。這裡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是指以「國家資本 — 舊地主階級掌握之台籍資本和移入之大陸資本構成之民間資本 — 數量不大之勞動者及土改後之廣大零細小自耕農」構成的三層結構。最上層的是國民黨掌控的國家資本，最大塊、最重要，發揮主導性的力量；中間層是民間資本，國民黨在大陸沒做土地改革，因為它在大陸的政權的主要支撐力量之一就是地主。來到台灣後，因為要救亡圖存或其他原因，土地改革玩真的了，它基本上是成功了。台灣的舊地主因為土地改革轉變而成台籍資本家，再加上上海、山東等地轉移來台的大陸資本，形成民間資本，依附國家資本；最下層是小自耕農，因為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就產生很多小自耕農，構成當時社會經濟的基盤。但是，就政治支配力而言，這三層結構的比重剛好倒過來。

        這個社經結構的特色可以從兩方面一窺其側面，首先，是雙重政府、雙重財政。什麼叫雙重政府、雙重財政？就是中央政府跟台灣省政府幾乎重疊，兩者管的都是台灣，只差中央多了金門、馬祖。所以中央有一個財政部長，省政府又有一個財政廳長。這個還不嚴重，更嚴重的是，當時的預算，軍事支出佔七成，甚至七十幾，如果加上保安，那更多。也就是說，政府每支出十塊錢，有七塊錢是養兵的。這就形塑當時統治體制的軍事性格，我在這邊稱它是「軍事的威權侍從主義」。什麼是侍從主義？這是處理當時跟地方的關係，我把地方利益給你地方派系勢力，以換取你地方派系的政治效忠，但你不能碰中央的政治權力。一方面軍事戒嚴，一方面是威權侍從，軟硬通吃。這個軍事威權侍從體制的極權程度，雖沒有到像史達林、毛澤東那樣的程度，但還是相當極權。至少是威權的，因為它開了一個小小的缺口。什麼缺口？很有限度的地方選舉。當時蔣介石說我們是 Free China，有別於毛澤東的赤色中國。用這個來作為爭取西方支持的號召。上個禮拜，金觀濤先生在這裡談國共兩黨性格上有一些不一樣，因此形塑兩地的國家機器的性格有一些不一樣。確實，這個不一樣雖然未必決定它未來的政治發展，但這個有限度的選舉對後來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就這一點來講，歷史往往是弔詭的。

        在這樣的國內外大環境下，從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經1949年大動盪一直到1950年代末，是小說家陳映真所說的「白色的．荒廢的五○年代」，教育、思想、文化都籠罩在泛政治主義的氣氛下，許多倖存的知識分子擱筆，退出文化活動，「變成支離破碎的殘廢」（陳映真語）。只有瞭解這樣的背景，才能體會1950年代民主運動的艱辛、可貴。基本上，這階段的民主運動，可視為共和中國時期及殖民台灣時期之民主努力的延續。我的朋友吳乃德教授曾這樣不無蒼涼地說：這是兩群「舊時代」的人（或殘遺者）在艱困的政治局面下，以道德勇氣和良知行動共同寫下的「政治遺囑」。對中國自由主義餘緒的知識分子而言，這是在赤潮席捲之下，面對日益鞏固的軍事威權體制，所嘗試的政權改革；對殖民台灣的民主運動者而言，這是歷經日本軍國主義、「二二八」清洗之後，在晚年的最後努力。這悲愴的努力雖只是風雨飄搖中的微光，但是，一燈續命，人心不死，民主不死。

        要瞭解陳映真所說的情況，我這裡只舉一個方面 作例子。除了去找一些人的回憶錄之類作品外，國史館編了一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十二大冊，其中有關「言論自由」四冊、「新聞自由」兩冊，光這六本就四千餘頁，大部分是史料，要禁哪一本書之類的公文、命令等等。如果有人去統計，看它三十年裡面禁了多少書，禁了那些書，應該蠻有趣的。我舉一個例子。二十世紀初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 Bergson）的《物質與記憶》，跟政治八竿子搭不上關係，但是，它就是禁書。為什麼？因為翻譯這本書的人是張東蓀。張東蓀當時是民主人士，燕京大學教授，在共軍「圍城解紐」（和平解放北平）中盡了一些力，這當然是「附匪分子」。於是柏格森倒霉，書跟著被禁了。像這樣子的很多，只要著者、譯者在大陸，大槪就難逃被禁的命運。今天的年輕人大槪不太相信台灣曾經過那樣的年代。在座年紀稍大的都可能有在台大旁走廊下買禁書的經驗。而且買的書有時候是沒有作者名字，或者名字會改了，像馮友蘭就變「芝生」，這還好，是他的「字」。有的名字硬是少掉一個字，像有一位有名的譯者叫「鄭太朴」，就變成「鄭朴」。那個氣氛一直到1970年代還在，到1980年代以後才沒有。所以在整個1950年代這一段時間，會出現像《自由中國》這樣的雜誌，是非常不簡單的。

        前面說過，《自由中國》雜誌其實是中國一些反共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跟著蔣介石到台灣來，希望國民黨能徹底反省在大陸的失敗，在台灣真正實行民主、自由，以對抗共產政權。除了雜誌之外，還有政治行動，要聯闔第三勢力、聯合民青兩黨，要組成「自由中國大同盟」，來支持蔣介石反共，跟共產中國對抗，希望能扭轉赤潮席捲的狀況。但是，這個知識分子集團後來慢慢和蔣政權有摩擦了。從《雷震日記》寫來台那一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雷震在當時蔣政權中是參與很多重大機要的，事情會演變成後來的局面，原因可能很複雜，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韓半島起風雲，第七艦隊巡弋台海，乃至後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定，使得風雨飄搖中的蔣政權基本上在台灣穩定下來。原來要聯合知識分子、第三勢力來反共、來鞏固領導中心的那些工作，因為情勢已經改變了，變得沒有那麼重要了，《自由中國》提倡的自由、民主也變成不協和音了，而且，蔣到台灣以後，基本上已經準備傳子。現在相關的史料大概也很清楚。這種種情勢的發展，使得蔣介石得以重新構築軍事威權統治體制。威權體制有一個特徵：凡是有可能會危害到政權的，都要用所有方法來防止它出現；一旦出現了，就要最迅速用最有效的方式將之撲滅。我們看整個1950年代的政治發展，大概都可以從這樣的線索去看。

        當時蔣介石構築的威權統治體制，軍管的色彩很重。比方說，在雷震的日記中寫到一件事，當時周德偉先生是關務署長，走私一般都是海關管的。有一次開會的時候，彭孟緝的保安司令部說抓走私這個我要管，要從海關把權力拿走，周德偉先生就反對，後來大體守住了這一點。《自由中國》開始跟蔣政權第一次公開摩擦，又是跟彭孟緝有關。1951年6月，《自由中國》刊登了一篇由夏道平執筆的社論：〈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針對彭孟緝保安司令部的一些作為提出批評。結果保安司令部準備要抓人，但因當時擔任省主席的吳國禎兼任保安司令，他退回這個公文而使事情沒有惡化。其後，胡適為了抗議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辭去發行人之職，《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摩擦開始加大。接著，隨著《自由中國》對救國團、黨化教育等敏感問題的持續批評，關係持續惡化，約至1954年底，雙方已至劃清界線的地步，國民黨內原先擁蔣的自由派幾乎都跟權力核心疏離了。

有名的「祝壽專號」，社論 〈 壽總統蔣公 〉，提出三點「一切問題的根本」：選拔繼任人才的問題、確立責任內閣制的問題、軍隊國家化的問題。這裡看到的這本是第九版（後來印到11版），「時論」刊物竟然四、五個月後還在熱銷再版，令人稱奇。

         1956年10月，蔣介石七十歲生日，學古代皇帝公開求言，《自由中國》推出「祝壽專號」，對時局有真切之批評，要求蔣改革，轟動一時。國民黨內部刊物則公開批評《自由中國》散佈毒素思想，揚言要消滅「這股思想的流毒」。1957年7月，《自由中國》推出長達十五篇、歷時七個半月的系列社論 〈 今日的問題 〉，討論的問題包括「反攻大陸問題」、「反共救國團問題」等敏感問題，而以「反對黨問題」做總結。其中「反攻大陸問題」後來被國民黨攻擊說是「鼓吹反攻無望論」。然而，隔一年，即1958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來台，與蔣發表聯合公報，蔣承諾不以武力反攻中國大陸（但台灣人民幾乎不知道），等於實質承認軍事反攻無望論。既然軍事反攻無望，那唯一的出路當然是民主改革，把台灣建設成自由民主的現代憲政國家。《自由中國》在創刊之初，曾參與蔣廷黻在美國發起籌組的「中國自由黨」，刊登其 〈 組織綱要草案 〉，但這是要團結力量擁蔣的黨，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未曾創黨即胎死腹中。其後，雷震等人也陸續為健全政黨政治而對反對黨相關問題有所討論，但並沒有實際行動，且也以大陸來台人士為主。到了1957年左右，由於內外政情的變化，需要一個有實質影響力之反對黨的想法逐漸擴大，討論也逐漸增加。杜蔣發表聯合公報後，民主改革、要求國民黨取消一黨專政，成立反對黨等要求也就變得扣合現實了。

溫州街18巷16弄1-1號殷海光教授宿舍。雷震等人被捕後，殷海光、夏道平等人曾發表聲明，表明願負《自由中國》言責，跟雷震等人無關。此後殷海光雖未被捕，但不准開課，此巷便衣經年監視，形同幽禁於此。故居現為市定古蹟，開放參觀。

        這一階段的民主運動隨「雷案」劃下休止符。

        這裡再回頭看一下選舉這個問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國民黨當時因為要爭取西方的支持，與赤色中國區別，自己號稱 Free China，並且籠絡地方勢力，開了地方層級的選舉，但又要壟斷，就弄出了地方派系分而治之等現象出來。然而，有一些從日治時代遺續下來的「無黨無派」（其實有很多人是青年黨、民社黨），沒有被國民黨收編，在地方還是保留一些能量，雖然他們當時不能集結、不能串聯而形成更大的力量。但後來因為國民黨的作為越來越肆無忌憚，操弄選舉搞得越來越不像話，他們被迫慢慢想要集結。其實，日治時代時異族統治，在日本軍國主義統治底下，那樣的集結是存在的，像文化協會當時所辦的文化講習會，聽講的人，若按人口比例算，其規模並不輸我們今天選舉。在異族殖民統治底下都可以有這樣的盛況，但在1950年代以後卻不能有這一類的動作，這無論如何是無法服人的。後來他們就逐漸嘗試要集結起來，「選舉改進座談會」即是其一。但當時擁有全島性聲望，像日治時代林獻堂、蔣渭水這樣的人，那時候不是已經失語，就是已經被殺了，或者有的已經去世了，剩下來的基本上都是孤立散佈在各地。因為雷震跟國民黨權力集團過去的歷史淵源，他有很高的聲望，因為他的介入、聯繫，使得那些原先只能在地方區域活動的台籍地方型政治人物，跟大陸退到台灣的知識分子開始合流、接合，原來那些知識分子所談的要組反對黨的號召，才慢慢變為一個真實的行動。

        這樣的組黨行動是從1957、1958年開始，到1959年後半一直到1960年就非常積極進行，組黨迫在眉睫。國民黨看他們組黨快要成為事實，就製造劉子英這樣一個假匪諜，以涉嫌叛亂抓人。後來，1970年代在美麗島事件之前，也是以炮製假匪諜模式來抓余登發，所以歷史有時候好像會重複，只是換不同的角色，看歷史有時候也蠻有趣的。雷震被抓，《自由中國》關門，民主化運動第一波基本上算是結束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範圍不很大的知識分子和關注政治的圈子外，蔣的鎮壓行動並沒有引起什麼社會反應，要說有，可能也只是藏在心底的感受。這其實跟整個改革運動的社會基礎有關。這就是我要特別提出的問題，那就是運動的社會基礎問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史料，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這樣的運動基本上是沒有社會根底的，有社會根底時是跟地方選舉、地方勢力接合以後，但前後不到兩年。國民黨為什麼不能讓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因為這樣發展下去是有可能發展出反對勢力的，但因為當時財政經濟資源的控制基本上是掌握在黨國資本手中，所以你即使是地方勢力，你的物質基礎還是很薄弱。我們今天來看1950年代民主運動的失敗，從唯物論的角度來講，幾乎是必然，可能還不到成熟的狀態。現在有一些人寫《自由中國》的組黨過程，但好像還沒有人從思想、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整個綜合起來做一個整體性的考察，希望未來有這樣的研究或努力出現。（未完，待續）

紫藤廬庭院

        周渝、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差不多在兩個月前左右，紫藤文化協會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我說，要辦這系列的活動，希望我來談其中一場。因為我跟紫藤廬確實就像周渝講的，有非常深的淵源。在我念大學的時候，就請周渝的老太爺 ── 周德偉先生 ── 到東海大學的「東風社」演講，當時我們辦一個系列活動，叫「東海周」，請俞大綱先生、周德偉先生、漢寶德教授等當時一些有名的先生去演講，連續七、八天。周先生演講的題目是 〈 如何以美利利天下 〉，講自由哲學，我把錄音整理出來，刊登在我們社團刊物《東風》上。周先生的口音非常重，我整理起來很吃力，幸好有周渝幫忙。以後有幾次也當面請教周先生問題。後來周先生出國後，只有周渝留在台北，我到台北有時也會住在紫藤廬（當時沒有這名字，就只是周家）。有一段時間我們就在大廳開讀書會，讀哲學、思想方面的書。紫藤廬後來開始跟民主運動有一些關聯，「美麗島事件」之前，我、周渝，還有一些朋友都介入了當時胎動的民主運動，或者是那些警察會來探頭探腦的各種文化活動。「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我就被抓到土城、龜山去「進修」了。而周渝等一些在外面（沒被抓進去）的朋友還是繼續參與劫後的救援工作，以及民主運動的傳燈工作。等我四年「政治犯大學」回來以後，這裡已經是「紫藤廬」了。在這裡又參與了一些文化活動，其中有一樣很重要，就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創刊。我出獄後在1986年應海外一些朋友邀請到美國去，在老友張復家認識了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博士的傅大為，他說要募一點錢，回台灣辦一份非學院的進步學術刊物。後來他回來後，我們一齊找了一些朋友（像夏鑄九教授，也是我那次去美認識的）在我家裡討論。後來我跟周渝提起這件事情，周渝就很熱心地提供一些贊助，除了提供編輯人員的費用，他擔任發行人，但不介入我們的編輯，還有一個就是免費在紫藤廬開會。從1987、1988年一直到今天，雖然今天的《台社》跟當時的《台社》已有許多變化，我自己不參與也十餘年了，但它今天還是很活躍地活著。我說這些，是真的在這些點點滴滴中看到台灣社會三、四十年來巨大的變遷，看到一些年輕的理想心靈想為這塊土地作一些什麼。今天我受邀來這邊講台灣的崎嶇民主路，感觸很多、也很複雜。

一、日治時代的遺產與國府統治初期的背景

        主辦單位給的講題斷代是1949年以來台灣的民主發展。但我覺得必須簡單回顧在這之前半世紀的遺產。為什麼要談這些歷史背景呢？就我所知，目前對台灣一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歷程，好像還沒有系統的研究，也沒有一部通論性的著作。我們對台灣今天的民主生活是怎麼來的，好像也理所當然，像吃飯一樣很平常。但如果我們去追索歷史的一些線索，就會覺得原來一點都不平常，那是幾代人慢慢一點一滴累積創造出來的。日本戰後有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他思考日本的軍國主義問題，在一本書裡面寫道：「歐洲政治學概論表面上看起來很抽像的記述，其背後實有所謂亙數百年來歐洲政治史的演進。即使只是一個命題，大都是在經過現實的行動之中鍛鍊成的。」（參見氏著《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林明德譯，頁336，聯經出版）我們回頭看歷史，確實可以看到，今天我們隨口掛在嘴邊的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在歷史血淚裡面泡出來的。所以我們回顧一下前人的足跡應該是有用的。

        要談台灣民主化的歷史背景，也許要追溯到1920年代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日治時代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台灣現代性的一個起點。雖然像劉銘傳已經開始進行如鐵路建設等工作，但深度、廣度都有限，而且不久台灣就割讓給日本了。真正開始進行全面現代化統治之基礎工程的，是日治時代。比方說全面土地調查。江丙坤在日本唸書的博士論文就是寫這一段。日本當時是以經營世界性之帝國主義的企圖，來經營台灣這一新得到的殖民地。這些現代統治工程、現代化建設的推動，當然就把還是比較前近代傳統社會的台灣，跟日本本土的維新，以及西潮串了起來。

        明治維新以後有個不算長的「大正民主」，是在1912 - 1926年這段時間，日本出現民主啟蒙的思潮，鼓吹在明治憲法體制的框架內，實施保障人民權利、三權分立、民選國會等現代民主制度。這種潮流當然影響到當時台灣的精英（傳統士紳向現代的知識分子蛻變）。此外，受當時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美國總統威爾遜（W. Wilson）「十四點原則」中提出民族自決、朝鮮三一運動等等影響，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也出現了光譜燦爛的民主啟蒙思潮與民主運動。如果我們把當時的思潮、運動的政治光譜列出來，我們會很驚訝地看到，幾乎二十世紀的主要思潮，在當時都出現過。從民主主義（當時叫民本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到共產主義都有，這主要是在日本留學的精英，受到各種思潮影響而在台灣推動各種啟蒙、運動所帶來的。

        我們先簡單回顧一下。首先是林獻堂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從1921 - 1934年，十四年間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十五次請願，壓制、抓人、分化、御用台人唱對台戲也都出現過。再看蔣渭水、林獻堂等在1921年創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幾乎網羅所有抗日團體，希望透過設讀報社、講習會、夏季學校、文化演講會等來促進台灣文化的發展，提昇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簡單說，這是想透過政治、文化的啟蒙來達到解放台灣的目的。「台灣文化協會」在1927年分裂，由左派的連溫卿掌權，蔣渭水等退出，另組「台灣民眾黨」。後來連溫卿又被更激進的王敏川一派所逐。連溫卿就是已故民進黨前主席黃信介的親舅舅，這樣講，也許就會覺得歷史沒有那麼遙遠，就是我們父祖一代的事。而「台灣民眾黨」的黨綱揭示三大綱領：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除社會制度的缺陷。但在組黨後也出現路線的分歧，蔣渭水等想結合民族鬥爭與階級運動之激進派，經一年多的鬥爭，取得上風，林獻堂等溫和的體制改革派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綱領以「台灣地方自治之確立」為單一目的。但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氣焰高漲，1937年宣佈解散。

        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追求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上，還有兩股力量必須提到。一是農民運動，一是台灣共產黨，兩者之間也有一些關連。1925年6月，「二林蔗農組合」成立，10月，「二林事件」發生，為台灣農運里程碑。接著各地農民組合也紛紛成立，翌年2月，「各地方農民組合幹部合同協議會」在鳳山舉行，決議組成「台灣農民組合」，6月，「台灣農民組合」正式創立，推簡吉為中央委員長。後來一些幹部加入台共，成為台共外圍組織。1931年，日本加強鎮壓，主要幹部被捕，「農組」全面潰散。至於台共，這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禁忌，解嚴後才好一點，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好像也才開始。去年中研院台史所出版一本《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 - 1932）》，是由兩位俄國學者根據蘇聯解體後公開的共產國際的檔案所作的研究。讓我們更瞭解當時台共、日共、中共、共產國際之間複雜的關係。我們簡單列一下編年：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1919年列寧成立共產國際，1921年中共成立，1922年日共成立（次年潰散，1926年再建），1927年日共在莫斯科召開擴大中央會議，根據共產國際決議，決定建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即台共，1928年在中共代表的指導下於上海創黨。

        簡單地提及這些很表面的東西，是想給各位一個印象，其實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的政治啟蒙運動也好、政治反抗運動也好，已經很蓬勃發展，跟當時世界性的左、右政治運動形勢是同其呼吸的。其光譜甚至比下面將要談到的戰後這一段還寬廣（一個主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肅清使光譜的某些部分不見了）。我們在回顧那段歷史時，往往可以依稀看到後來民主運動的身影、思想光譜、行動方式，甚至運動內部之相互傾軋等等。似乎過去走過的很多路，在1949年以後，又重新來一次。然而過去我們不能談的現在可以談了，原來不能看的史料現在可以看了，我們也許可以從前人走過的路找到一些教訓。所以我覺得要談今天台灣民主發展的軌跡，它並不是1949年以後突然從天空上掉下來。它有戰後世局、1949大變局的影響，也有歷史潛流的影響。因此我們談台灣戰後民主的發展，這一段歷史應該被嚴肅看待。

     二二八和平公園紀念碑

        接下來是1949年的歷史變局。在中國歷史，這是重大變局；在世界局勢，這也是重大變局；就生活在台灣的人民而言，這當然也是重大變局，因為台灣以後的種種都受到這變局的深刻影響。就當時的毛、蔣而言，當然更是重大變局。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三野部隊佔領南京，毛澤東隨後寫下一首七律 〈 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志得意滿地說：「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還要共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是得天下，蔣則是「倉皇辭廟」，退到台灣來，興亡滿目，很是傷感。這個變局不隻影響相爭的權力者，也深刻地影響著各色各樣的人，在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大江大海》中，就可以看到一些時代的剖面。

        如果要看時代的肌理，一些好的文學作品可以讓我們體會到。旅居美國的作家王鼎鈞寫了四部曲的回憶錄，第四部《文學江湖 ── 在台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是寫台灣這一段的經歷。第一章，寫他怎麼踏上台灣，他那時候二十二歲；第二章開篇就寫：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總統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是「二二八」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懾伏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台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

        這個案子是當時的一個大冤案。王鼎鈞把這個案子比喻成外省人的二二八。他寫得非常悲痛。本省人的「失語」，乃是因那些老一輩作家以前用日語寫作，後來因為語言的變化，對國語比較不熟，再加上政治的原因不能寫作，像鍾肇政、葉石濤，甚至楊逵都有這種經驗。看他們的回憶錄，再看他們的一些寫作，大概就曉得王先生寫這「失語」是什麼心境了。

        我用王先生這個例子，是想讓各位對1950年代那時的政治氛圍、社會氛圍，是一個怎樣低沉的狀況，有一點瞭解。只有在這樣的大脈絡下，我們才能凸顯出像《自由中國》雜誌等在1950年代時爭取民主、自由，是如何的艱辛，他們的努力是如何的可貴。用文學、藝術的語言，往往比用很多史料的堆砌更能反映出時代面貌的肌理。

        接下來還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1950年韓半島的風雲，這也是改變台灣命運的一個重要事件。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史料，比如說蘇聯解體後有很多檔案公開了，中國大陸也出了很多相關研究及解放軍將領的回憶資料。其中有一位叫張震，他當時是三野的將領，毛澤東命令他負責攻台的整備事宜，正在進行各種攻台的整備工作。到了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回憶錄清楚記載，因為「世界戰略形勢的發展變化，迫使我（中）國的戰略方針和戰略重心必須作出重大調整」，具體講，就是毛澤東抽調三野九個兵團，由彭德懷帶領進入朝鮮作戰，而美國總統杜魯門則下令第七艦隊佈防台灣海峽。後來，中共中央還決定，「東南沿海方向從此轉入防禦」，「解放台灣的計劃被迫擱置下來」（均見《張震回憶錄》第五章）。

        關於這個轉折，陳映真在他晚年的政治小說《趙南棟》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寫。這篇小說寫1950年代左翼政治犯在國民黨獄中的種種。陳映真是一位信仰共產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相信歷史有必然的軌道。小說中有一段描寫幾位政治犯在韓戰爆發後在牢中討論局勢，善弈者蔡宗義每天用著意志力跟歷史對弈。他獨排眾議，判斷：「第七艦隊如果真的已在海峽巡弋，我想，歷史已經暫時改變了它的軌道了。」他是說「暫時」改變了軌道，也就是歷史終究要擺回原來的軌道。他們是這樣相信著。我覺得陳映真的小說還是台灣第一人，他很漂亮地用隱喻（metaphor）的手法，把當時時局變化的意涵生動地描寫出來。雖然我無法認同陳映真的歷史觀（我二十三年前曾寫過一篇論文〈歷史、政治與倫理的糾葛：試評陳映真的政治小說〉，討論陳先生的三篇政治小說，就是討論這個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陳映真確實站在整個東亞歷史的高度來探討歷史的意涵。我們試想，如果沒有韓戰，蔣能不能在台灣站住腳？台灣會不會赤化？不知道。台灣後來的歷史會怎麼發展？不知道。但歷史的發展很清楚的告訴我們：這以後，蔣很快在台灣站穩腳跟，白色肅清大規模展開。這些都跟1949、韓戰的爆發有關。（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