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之按：
2016年520之後，由於北京不滿新就任的蔡英文總統未明確就所謂「九二共識」表態，兩岸關係出現微妙變化，逐漸發展成一種政治僵持的狀態。如何打開這個僵局，讓兩岸間有更健康的可能發展，成了許多人的共同關切。9月6日，香港的中評智庫基金會與台北的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在台北就「當前台灣面臨外部環境與挑戰」舉行座談，邀請趙春山、周志杰、郭崇倫、董立文、蔡明彥與筆者等6位長久對兩岸關係持續觀察的研究者進行座談討論。座談由亞太基金會董事長許信良主持。座談全文由香港《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10月號）刊出。
以下內容為筆者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相互討論部分從略。




今天的主題是台灣面對的外部環境跟挑戰。關於台灣面對的外部環境，剛才大家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只補充一點。這幾年來亞太出現兩大趨勢，第一個趨勢就是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將戰略資源的分布重新向亞洲傾斜。第二個走勢，就是隨著中國大陸政經實力的增長，中國在世界政治（特別是亞太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也在大幅增長，而在這個同時，目前在中國政治、社會上掌握主導權的中堅，是過去在文革中下鄉的知青一代，他們的特殊經歷結合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內外政經情勢的變化，會反映在中共整個對外政策的變化。以我的觀察，這兩大趨勢是這幾年來台灣面對之外在情勢兩個很重重要之情勢演變。



                                           法國學者 Michel Bonnin（潘鳴嘯）所著
                                         《失落的一代 ── 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書影


在這種狀況下，台灣應該如何因應外部秩序的重整？我們跟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基本上沒有太重大的變化，針對現實情勢的變化作一些相應的調整，應該就足夠了。但是，由於更遠歷史的因素，以及過去扁、馬兩任政府的因素，在兩岸關係上，就面臨著相對比較大的衝擊。

也許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兩岸關係的演變。從上世紀八○年代兩岸開始交流，一直演變到現在，我一直覺得已經發展成一種很奇特的關係，簡單說，就是一種「敵對僵持的和平」。

從上世紀八○年代以來，兩岸間的交流，密切而頻繁，你很難說兩岸是敵對的。但是，你要說兩岸是和平的，你卻又可以看到兩岸還是有很多對立，包括軍事對峙，比方說，不久前台灣的軍隊在訓練的過程中，因為一些人為的疏失，導致一枚雄三飛彈誤射，擊中了在澎湖附近海域作業的高雄籍漁船，並釀出人命。這無論如何都是很重大的疏失，但跟兩岸一點關係都沒有。然而，大陸卻會覺得你怎麼可以這樣呢？打到我這邊怎麼辦？這是不是一種敵對的、不友善的動作？怎麼可以對著我們打飛彈？其實，在台灣，任何觀察者大概都不會做出這樣的結論。這就顯示兩岸間有著很強烈的互不信任。許多方面也顯示兩岸仍然處於敵對狀態，所以北京的政治訴求之一就是「結束敵對狀態」。結合這種矛盾的狀態，所以我說兩岸現在是一種「敵對僵持的和平」。

儘管政治上如此，但是從民間層次來看，有個現象值得大家想一想。我常常跟大陸的朋友講，如果你把地圖攤開來看，從中俄邊界，從庫頁島一直到南亞的整個中國周邊，那個地方對中國最友善、最沒有敵意？你平心靜氣想，你不能不同意是臺灣對大陸最友善。但是兩岸間卻呈現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形成的一種特殊狀態，這種特殊狀態造成了今天兩岸的緊張，以及一些治絲益棼的現狀。你不能不承認那是政治的原因造成的，那是一個多世紀、甚至二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造成的，近的就是國共內戰。

幾年前，大陸學者王緝思與曾任美國國安會官員的 Kenneth Lieberthal （李侃如）共同寫了一個報告，說美中存在著「戰略互疑」。我想，這個概念其實也很適合用在兩岸。半個多世紀前，國共內戰，逐鹿中原，結果，蔣介石敗退到台灣，從五○年代一直到後來，兩邊都互相在爭正統、爭法統，蔣氏政權稱大陸為「毛匪」，大陸稱蔣政權是「蔣幫」，互相罵來罵去；七○年代時，蔣政權被聯合國趕出來，北京成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接著兩蔣相繼去世後，台灣開始自由化，在九○年代解除動員戡亂，進入民主化狀態。這時法統之爭好像就變成主權之爭。到底台灣是不是擁有主權的國家？大陸當然說不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台灣則當然說是，「從1912年起，中華民國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個從法統到主權的爭執，糾纏積累很深很深的敵對意識，我懷疑你要併吞我，你懷疑我要搞分離。所以1992年香港會談才會有那段剪不斷理還亂的公案。2000年政黨輪替後問題更糾纏。這種戰略互疑就是造成台灣出現今天這種局面的最根本癥結，這幾年來幾乎種種問題都糾纏在這上面，從扁政府八年一直持續到馬政府的八年，基本態勢沒變。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與王緝思合寫的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Brookings, March 2012）書影。
 
要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不從此著手，恐怕真的是治絲益棼。

雖然兩岸間對這些根本問題還是有很大的歧見，但是，二三十年來的交流多少增進了一些相互的了解，現在大陸也知道，台灣的民意可能不是北京所想的那樣，所以比較今天大陸對蔡英文政府和2000年對扁政府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到大陸對台灣的了解更深入，更細緻，也釋出更多的善意想要看看有沒有台灣可以接受的解套方法。同樣地，經歷許許多多衝擊磨合，蔡政府對兩岸之間一些很敏感的地方也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樣也釋出更多善意，不隨便去碰觸相互敏感的問題，展現追求兩岸和平的誠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去年競選期間以來，蔡的競選團隊對兩岸相關的問題，謹慎以對，在520就職演說中，蔡英文更強調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其他相關法律來處理兩岸事務。這一宣示，就把兩岸繼續交流的政治基礎奠放在《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上。這裡特別提一下，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在李登輝、郝柏村時代制訂的，在蔡英文當陸委會主委時有個一次大修改，差不多修改了一半以上的條文，但是前言部分一個字都沒有動。北京應該很嚴肅地從這一點來解讀蔡政權的基本立場，也應該從這一點來解讀來自民進黨的蔡政府的誠意。不管怎麼說，要說奉行《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政府是分離的，恐怕很難說服人，特別是很難說服2300萬台灣人民。沒錯，北京當然不能認同《中華民國憲法》，但《中華民國憲法》的存在是歷史的現實，也是當前政治的現實，從兩蔣以來就是這樣，也是兩岸的根本歧見所在，怎麼解決這個歧見是兩岸要共同努力的。

兩岸之間常常有一些磨擦，如果沒有好好處理就會變成矛盾。以最近的一些事來當例子。陸客團火燒車事件、雄三、電信詐騙、課綱……等等，大陸都拿來作為蔡政府對大陸不友善的例子。我認為這些事情不能說台灣都沒有責任，但要上昇到敵我矛盾，說這是對大陸的敵意，那恐怕也太過了。不錯，這些事件裡面有一些是台灣這邊的重大的行政管理疏失，有一些是行政單位的白目，有一些也許可以說有內部矛盾，像電信詐騙案牽涉司法管轄的問題，課綱牽涉歷史認知等問題，這些其實都談不上敵我矛盾，最多是歧見或處理不好！

由於戰略互疑，所以像以上那些磨擦就會被放大，而一些比較具重大意義的事情就會被有意無意地忽視。比方說，7 月 12 日海牙的南海仲裁出爐後，蔡政府立刻發聲明強調，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所有，這是中華民國的立場與堅持，其後，內政部部長葉俊榮更指出，內政部1947年公佈《南海諸島位置圖》，已明確宣示東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島及相關海域皆屬中華民國所有，政府將持續主張此一立場。東沙、南沙、西沙、中沙全部都講出來，過去馬政府執政八年都沒有講過。甚至還有新聞評論者提到，這是不是表示兩岸在某些歷史權利的主張上有所接近。當然，在南海問題上，並不是你怎麼主張就能怎麼樣，這裡存在國際間的爭議，必須用國際可以接受的方法來解決。但是，很清楚的，台灣並沒有無端放棄自己的主張與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很重大的善意表示。

其實，大陸也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台灣在相關方面跟它的立場比較接近，但另一方面在主權立場上又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這要叫台灣怎麼接受？所以爭議到最後，關鍵的問題還是主權問題要如何解決，也就是半世紀以來兩岸之間最根本的問題：到底中華民國是什麽？所以有時候我跟大陸朋友開玩笑說，大陸一直稱蔡英文的520演講是未答完的考卷，但大陸不能只像老師一樣叫他答考卷啊！台灣人民也有很多人希望大陸來回答台灣人民的考卷，比方說，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中華民國是什麼？這是很嚴肅的一個問題，但是北京一直輕忽，用自己一貫的思維來想，而忽略歷史的腳步已經經過了一甲子，主客觀情勢已經發生很多變化。今天兩岸如果要進入政治對話，甚至政治談判，北京可以接受台灣用什麽身份來跟大陸談，而台灣人民也可以接受？研究兩岸問題或者了解歷史的學者，都知道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國際關係事務而言，衝突基本上是不能解決的，但衝突是可以有效管控的。在這種狀況下，兩岸如何來管控可能的衝突？我想對話是一種很重要的方式。因為在很多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要讓另一方放棄核心利益非常困難，比方說台灣要讓北京放棄一個中國原則，簡直是沒有可能；同樣的，北京要讓台灣經由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放棄主權，也不可能。當然大陸現在沒有說要讓台灣放棄民主，但是未來要進入政治對話或者政治談判，就會出現台灣的主體性問題，如果大陸讓任何一個民選出來的總統說我代表的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台灣沒有一個人敢。所以，關鍵就是兩岸如何針對彼此的核心利益的衝突，乃至各種更低層次的利益衝突，進行管控，將這樣的管控體系建立起來。

上世紀五、六○年代，相互敵對的北京和華盛頓竭力維持著雙方唯一的直接對話渠道，那就是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在長達14年的134次會談中，其實沒有取得什麽重大的成果，但是卻為兩個當時互相敵對的國家提供了直接對話的渠道，為管控衝突創造了可能。甚至我認為七零年代以後中美能開始走上建交談判，是與五零年代一直到六零年代的鋪墊分不開的。既然在當時都可以有這樣的可能，在今天兩岸有如此密切的往來跟交流之下，雙方只是在核心分歧的主權問題跟政治觀念上存在分歧，爲什麽我們不能通過建立一個常態性的溝通機制，先淡化分歧，來把兩岸可能出現的摩擦、衝突管控下來？這樣應該有機會慢慢消除一些相互的疑慮，建立累積一些互信。就我個人的觀察，兩岸之間要建立比較穩定的和平架構，進而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一個很重大的工程就是我們如何找出一個路徑圖，從戰略互疑走向戰略互信，最後鋪墊出兩岸和平的藍圖。以上是我的一點感想，請大家指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