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中信：認真尋求解決兩蔣的歷史問題

（杭之）     2017年03月07日《蘋果日報》       

        70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是戰後台灣歷史傷痕的原點。1980年代末，禁忌鬆動，平反的要求高漲，終於在1995年台北的和平紀念碑落成時，時任總統及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代表政府致歉，但紀念碑有2年因爭議而「有碑無文」。其後的總統陳水扁、馬英九都曾代表政府向受害者道歉。許多補償等相關的措施、立法也陸續施行。

        但相關爭議並沒有停止。雖然紀念活動年年舉行，轉型正義法制化的努力也持續，然而，一些令人憂心的爭端、甚至撕裂的跡像似乎隱隱浮現。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引發的衝突爭端更給人一種不安的感覺。

        這種不安，很重要的因素是台灣社會內部的猜忌沒有化解的跡象。質疑轉型正義者覺得這是要清算；要求轉型正義者認為搞了半天，一直「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真相不明。這歸結到一個問題，蔣氏父子的歷史責任問題。二二八鎮壓屠殺的最大責任者是誰？緊接著的白色恐怖統治時期的最大責任者又是誰？對此，歷任政府都還沒有嚴肅地作出「政治性判斷」的處理。後者甚至連比較認真積極的對待都還沒有開始。

威權殘遺已常態化

        本來，歷史人物都會受到未必一成不變的歷史評價，缺憾還諸天地，功過後人評。然而，威權殘遺卻使民主化後的政府繼承一些殘遺秩序，而且有常態化之跡象。陵寢式建築的中正紀念堂矗立台北市中心，有似精神象徵，與幾個極權或威權國家「相互輝映」；由國家軍隊駐守的慈湖陵寢與大溪陵寢，到底是私家墓園還是國家的建置？公帑耗資數千萬元建築的「蔣陵」閒置超過 10年，只因家屬鬧意見。這種本該「塵歸塵，土歸土」的身後事，搞得公不公、私不私，難道不是威權秩序的殘遺？又如，蔣氏後人將兩蔣私人日記送到國外，據聞中研院已準備公開出版，但因其家人間意氣之爭而卡住。似乎蔣家的事，家人要公的就是公的，說私的就是私的。 

        像這類事情，連結著二二八、白色恐怖等責任，乃至紀念堂、陵寢等等，都可以算是兩蔣的歷史問題。戒嚴年代，這是不能碰的，碰了，二條一（戒嚴時期《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唯一死刑）。因此，公就是私，私就是公，這些都沒問題，二二八的責任問題當然也就不相干。問題是，現在還沒問題嗎？這些問題不有一個初步的解決，爭議將延續，受害者心理上的報復念頭、不平的感覺不會放下。那些有功有過的說法是提油救火。有沒有功有沒有過是歷史判斷的問題，怎麼解決歷史問題是政治性判斷。 

        是到了清理這些歷史問題的時候了。清理這些問題是為了寬恕。曾在耶路撒冷旁聽審判納粹份子艾希曼的猶太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在建構她的行動哲學時指出，寬恕是用來解消過去的行為（會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懸在每一新世代的人的頭上），只有通過持續的相互寬宥，才能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中解脫出來，讓寬恕者與被寬恕者都從行動的後果中解放出來，並且用承諾來約束自己，在未來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而與其對立的報復則只會無休止循環。 

        台灣是要在未來這不確定的海洋中建造安全的島嶼，還是讓它墜入無休止循環的惡業中？這恐怕需要政治性的判斷。 （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