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中的中正紀念堂


                                                                    杭之  2018-10-4



        促轉會的風暴還沒止息。國民黨立委在立法院三度杯葛,執政黨同意賴揆施政報告時向社會致歉,並成立專案小組釐清真相,立法院也成立調閱小組,針對本案進行調查。


        這兩個小組最後會交出甚麼成果?會不會各說各話?不知道。最後會怎麼樣?看來也不知道。有些人希望這盤棋弄亂了最好。有些人則會繼續講一些大概念。最後,一份報告?一些讓人搖頭的「轉型」?一些……。真的不知道。


        對走過半世紀威權統治的台灣,「轉型正義」是很嚴肅的課題。錯綜的內外環境與我們自己內在的精神狀態,使得這議題走得跌跌撞撞。長久以來,在我們社會,對我們走過的歲月,魯莽的樂觀與輕率的絕望都存在。或者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般,或者像是正義不知能否伸張般冤屈。


        上個世紀,親身經歷一種新型統治型態的政治哲學家 Hannah Arendt,在其《極權主義的起源》說,她寫這書所針對的背景,就是魯莽的樂觀態度與輕率的絕望。她嚴肅的提出要用理解的態度面對時代的中心事件。她說,「理解意味著自覺地審視和承擔起本世紀壓給我們的重負 ── 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膝。簡言之,理解意味著無論面對何種現實,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





        如果有這種嚴肅的態度,就不會有「張天欽們」魯莽自負的作為,也不該有見獵心喜的政治上綱,當然更應該能謙卑地反躬自省。應該要能自覺地審視和承擔起時代壓給我們的重負。然而,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承擔起「轉型」這個重負?是否已經能自覺地審視這個時代的重負?


        我們面對之時代中心事件的重負是沈重的。背後牽涉到很多深遠的倫理、政治、社會問題的判斷,真相、寬恕、報復、和解……,沒有一樣是簡單明瞭的。我們社會對此有基本的戰略性思考嗎?要達到什麼目的?要走那一條路?這樣能達到目的嗎?可行嗎?看起來好像不很清楚,模模糊糊的,乃至分歧矛盾的。


        舉個例子。《促轉條例》規定促轉會要規劃、推動「清除威權象徵」。在台灣,最大的威權象徵是中正紀念堂。那要怎麼「清除」和處理?當然會有人主張「夷為平地」。促轉會發言人受訪被問到這問題說,還在討論,依目前共識,不會夷為平地,威權的歷史記憶必須被保留及傳述。


        針對這個說法,文化部說尊重。他們將提出《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法草案,促轉會的說法不代表草案內容。這很清楚看出兩部會不是爭權就是意見不一樣。促轉會強調不夷平,文化部鄭重澄清。難道要夷平?看來也不像。該組織法只有 5 條,有 3 條是規範行政事項,如果要夷平,組織法當然就不必存在了。那文化部葫蘆裡賣什麼膏藥?看來是兩部會在交換意見時有不同看法,或者各搞各的。


        令人憂心的是,講了很久要在年底提出「修法草案」的文化部,迄今還在就「是否轉型」「如何轉型」進行工作坊等幕僚作業。在這個議題上,紀念堂有不轉型的空間嗎?如果要轉型,組織法要怎麼修?主體的兩條還在嗎?法的名稱還是一樣嗎?如果連基本的形式要件都這樣錯亂,你相信會有政治、社會、倫理上的戰略性思考嗎?


        這可能才是「轉型正義」所該面對的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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