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之（2019-6-4) 按：
六四發生時，我在《新新聞》週刊（第118期，1989. 6.12）寫了這篇時論，我另外也在《自立早報》規劃的系列社論〈大陸變局下的肆應之道〉，寫了第二棒〈確立「立足台灣」的認知基點〉（1989.6.9）。這兩篇短文沒什麼高論，是一個時論作者碰到不能不出聲時寫的短論。30年後重讀，文中觀點我覺得沒有什麼需要改變的，也還有現實性，當時批評的某些事態一樣存在。回看來時路，彼時情景一一浮現腦海。我把前一篇文章一字不改（只把引用 Lord Acton 那句名言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的譯法改了一下 ）留在 Silent Sailor 的「舊文」檔中，當做記憶留存，也激發我回想當日相關的一些情境。
六四發生時，我在《新新聞》週刊（第118期，1989. 6.12）寫了這篇時論，我另外也在《自立早報》規劃的系列社論〈大陸變局下的肆應之道〉，寫了第二棒〈確立「立足台灣」的認知基點〉（1989.6.9）。這兩篇短文沒什麼高論，是一個時論作者碰到不能不出聲時寫的短論。30年後重讀，文中觀點我覺得沒有什麼需要改變的，也還有現實性，當時批評的某些事態一樣存在。回看來時路，彼時情景一一浮現腦海。我把前一篇文章一字不改（只把引用 Lord Acton 那句名言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的譯法改了一下 ）留在 Silent Sailor 的「舊文」檔中，當做記憶留存，也激發我回想當日相關的一些情境。
法新社 Manuel Ceneta 攝，軍警開火後，中槍受傷的群眾正被送醫急救。
圖／法新社 取自網路
持續一個多月的北京學運，終於在中共當權派以坦克機槍血洗天安門的血腥鎮壓下暫時被壓制下來。中共權力高層則利用學運的處理進行一場詭異莫測的瘋狂權力鬥爭，中共軍隊內部因而出現嚴重裂痕，各地調往北京的人民解放軍不同部隊在北京城內外對峙，互相衝突、開火。這幾天來北京情勢極為緊張，大陸各地的情勢也激盪不已。
中國大陸這一空前的變局震動了全世界，也震動了台灣。大屠殺發生時，國民黨正在召開二中全會，以樹立已經改組完成之新領導班子的黨內權威。本來會議議程平淡無奇，儀式性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但這一變局卻給全會注入興奮劑。國民黨迅速掌握了宣傳的契機，趁勢造勢，於是，在黨機器及國家機器全力運轉下，全台灣好像一下子沸騰起來了。從黨政要員、大資本家，……以迄青年學生、市井小民都熱血澎湃、激昂悲憤地站出來，唱歌、捐款、遊行、靜坐……。這一切都指向一個訴求：反共愛國。
在國民黨之外，反對力量主流的民進黨則在其中常會所做成的聲援決議中提醒台灣人民，「了解中共政權的殘暴本質，堅定台灣主權獨立、前途自決的決心」；在野統派中則有一種令人憤怒的立場，這種立場認為這次北京學運是中共西化派知識分子有組織、有動員計畫地展開的，否則學生在組織和資源上無法持續進行，而這次「動亂」的主因則是大陸老百姓對共黨的官倒集團不滿，有一定程度的積怨根源云云，至於血腥大屠殺，則避而不談。
當然，針對這樣一個震撼的政治事件，各個不同的權力集團、社會集團或意識形態集團，都不可避免地會設法構築有利於自己的論述或營造有利於自己的形勢，這原是「政治」的本質之一，不足為奇。然而，除了這類政治工具化的論述或造勢之外，我們是否還能站在更根本的基點，對事件本身及其所引發的種種做一些反省呢？
如果稍微留意一下，我們會在國民黨意圖暴露中共權力當局之醜陋面目的諸多論述中看到國民黨自己依稀的身影。比方說，台灣的電視轉播中共中央電視台所撥出的畫面：在醫院訪問受傷的人民解放軍，人民在燒軍車、在破壞……，台灣的電視台說中共的電視台在製造國家權力受到挑戰、破壞的假象。不健忘的人不也很容易在記憶中搜尋出台灣的電視台在諸如美麗島事件、五二○事件之後也扮演類似角色嗎？當我們閱讀了台灣主流媒體所轉載的中共文件，諸如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的講話，或題為「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之解放軍報社論，那種「一小撮喪心病狂的歹徒和暴亂分子，置法律和戒嚴令於不顧」之類的說詞，我們在各種群眾運動的報導中不也很熟悉嗎？……凡此種種都說明了，權力位置不同以後，論述也就有了很大的差異。在這裡，我們必須嚴肅地注視一個關鍵性的東西：權力。
就這一次中共權力當局的鎮壓手段來看，很諷刺的，它是使用「有愛護人民之優良傳統」的「人民解放軍」來進行血腥鎮壓的。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前，毛澤東曾說有三座大山壓在中國人民身上，其中一座是封建專制主義。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軍進入北京城，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振臂高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會讓所有受屈辱的中國人熱血沸騰的話，當然意味著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移開了。
然而，整整四十年後，就算不計前此十年文革的種種，這次天安門廣場上坦克的履帶聲和機槍聲畢竟清楚地訴說著一個令人悲痛的歷史辯證：至少專制主義這座大山依然紋風不動地壓在中國人民身上。歷史是教師、鮮血是教師，它教導我們從這一令人悲痛的歷史辯證，嚴肅地去面對一個不能不面對的東西：權力。
1956年，蘇聯出兵佔領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法國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沙特發表談話說：
不管怎樣，干涉就是犯罪，……匈牙利人民用鮮血育我們，使我們認識社會主義
做為輸入的商品已經完全垮台了。
做為輸入的商品已經完全垮台了。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取自Wikipedia
如果把「干涉」改成「屠殺」，「匈牙利」改成「中國」，則沙特這句話仍然完全適合於用來評論天安門事件。沙特終其一生沒有改變過其社會主義的信念，但他對「權力」的注視使他對異化了的社會主義有敏銳的洞透能力。相對的，此間一些異化了的擬似左翼人士之所以面對天安門大屠殺顧左右而言他，正是因為沒有注視「權力」的勇氣！
權力是一個人或一群人在利益或價值有所衝突之社會關係中，在此一關係網絡下進行之社會行動中實現自己意志之可能性。因此，權力關係一定是一種支配關係，具有強制性、支配性。古往今來，多少政治哲學家在人類歷史的慘痛教訓中去認識權力的本質，例如自由主義者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那句膾炙人口的「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即是。
在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上，通過無數次激烈的鬥爭，終於慢慢在社會的基盤建立起一些制度性的權力工具來節制權力。然而，在東方的專制主義歷史中，由於特殊的政治文化，權力幾乎都有絕對化之勢，而且這種權力的絕對化常常一轉而為道德上、使命上的絕對化，也即絕對權力的擁有者同時也是道德、使命之無限負擔者，權力與道德相互加強、相互鞏固。社會也因而在這種過程中矮化消解，而無法有效地孕育出節制權力的力量。
東方專制主義中這種權力與使命合一的特性，清楚地出現在這次天安門大屠殺前楊尚昆的講話中。他說，如果今天讓一步，明天便要讓兩步，最後將導致亡黨亡國，為了保衛革命的果實，今天一步都不能讓。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權力之歷史辯證性，在反支配的抗爭過程中，一旦「支配 - 反支配」的權力位置易位，新的支配者反過來牢牢抓住權力，以保衛其先前抗爭所得來的「革命果實」。如果革命是這種絕對權力在權力集團間的轉移，而不是在其漫長過程中逐漸把權力歸回到社會之中，讓權力的絕對支配性在社會中得到消融而使社會的成員能對知有所節制，那麼，一切的革命、一切的許諾，都只不過是美麗的謊言。
事實顯示，東方專制主義的幽靈仍然以不同形態、不同程度存在於海峽兩岸，任何巧妙的裝飾掩蓋不了這一點。面對這巨大的幽靈，我們無從逃避，我們只能注視其核心要素的權力，注視其支配性和歷史的辯證性！希望有一天通過反支配的抗爭實踐征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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