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年前那個寒冷的冬天(一)

這一、兩年來,美中關係驚濤駭浪。我們不是觀濤者,浪濤深深影響著我們。四十二年前,我們就經歷另一次的驚濤駭浪。1978年12月15日(台北時間16日上午10時),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跟台北斷交,並與北京建交。那是一個戰略秩序的 paradigm shift。這更大、更重地衝擊了正在發生變化的台灣社會。美麗島事件就是一個標誌。

今年 7 月,國家人權館出版了 5 本政治受難者的訪問記錄。其中一本《走過白色幽曖:1960、1970年代政治案件訪問記錄》,收錄一篇2015年薛化元教授訪問我的紀錄,大致勾勒了我對1970年代末那段經歷的回憶。適逢美麗島事件41週年,我把訪問記錄中美麗島事件的部份,摘錄分段貼在這裡存念。(這裡順便說明一下,我們同案難友姚嘉文律師一直強調「美麗島事件」與「高雄事件」的分別,前者是指1978年蔣經國下令終止選舉,直至美麗島大審結束,一年多黨外力量與台灣社會之民主抗爭的統稱;後者是指1979年12月9日姚國建等黨外工作人員開宣傳車在街頭宣傳第二天人權日活動,在鼓山受到警方阻擋壓制,到第二天人權日集會以及軍警民劇烈衝突,到12月13日及其後的大逮捕。後者是前者的一部分。我同意這種分法,本文也依此敘述。)



高雄事件發生前的氛圍


        在各地支持群眾期待關切的壓力下,編輯部同仁日以繼夜工作,我們終於在 8 月下旬出刊了一本厚達 96 頁,文字量超過 15 萬字的創刊號。一出刊,反應就非常熱烈,不但銷路超乎我們自己的預期,對內容的反應也很鼓舞我們,來稿的、寄資料來的,提供意見的,從各地(包括海外)寄到編輯部,以致不得不每期增加篇幅,到第四期已增加到128頁了。本來我們自己也說不準會有多少銷路,就拿早《美麗島》兩個多月出刊之《八十年代》的銷量作參考。那時聽說《八十年代》大概銷了兩萬本,所以《美麗島》最早決定印三萬五。沒想到一下子就賣完了,好幾次加印都供不應求,到第二期出刊前,創刊號已衝破七萬本,此後的幾期都一期比一期多,到第四期已衝破十萬份,甚至有說到十三、四萬份的。後來因大逮捕,實際是多少也不很清楚了,但熱銷的情形在政論雜誌中恐怕是創記錄的。


        就像前面講的,這不是純辦雜誌,這是承繼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先賢透過雜誌傳達政治覺醒、政治反抗的運動刊物。所以國民黨當局也採取比對付異議雜誌更大的陣仗準備對付《美麗島》。從前一年底美台斷交、停止選舉、逮捕余登發、橋頭示威遊行、許信良被停職、黨外藉為他辦生日餐會集結、軍隊以演習為名闖入省議會……,政治氣氛沒有鬆弛過。美麗島創刊後,反應熱烈,社方準備在敦化北路中泰賓館辦創刊酒會,那一天除了全台黨外人士聚集外,場外也聚集了以《疾風》為首的所謂「反共義士」和「愛國主義人士」,向黨外人士示威。他們高喊「吊死黃信介」,「不消滅黨外人士不罷休」等口號,並向賓館內正在舉行酒會的黨外人士投擲石塊、電池等危險物品,幾乎釀成流血事件。此即所謂「中泰賓館事件」。這預示著右派法西斯力量已經蠢蠢欲動。果然,日後對雜誌社的暴力挑釁,逐漸升高,黃信介住家、高雄市服務處、屏東服務處等地相繼遭到成群之年輕人持械暴力攻擊。張力持續升高,鼓山事件後第二天終於在爆發了高雄事件。


        在這一緊張的高壓環境中,雜誌社還是人來人往,編輯部一樣忙碌,除了低調約稿、組稿外,大型的座談會一場一場的規劃、舉辦,而且參與的不只是黨外人士,還包括有名的學者、國民黨官方人士。如中泰賓館事件後第二天,就按原先規劃,針對稍早內政部制定的《選罷法草案》舉辦座談會,邀請時任國民黨組工會副主任的朱堅章教授,以及薄慶玖、黃越欽、胡佛、李鴻禧等重量級學者,雜誌社這邊除提出姚嘉文、張德銘、林義雄草擬的「黨外版草案」(第二期的另刊副冊),並由黃信介等四十餘人出席,可說精銳盡出,展現在野力量以理性對話推動民主化的努力。幾十年後回顧,對照前一天中泰賓館的暴戾氛圍,也折射了當時臺灣走向民主化過程中的艱辛曲折。


        像這樣的大型座談,陸續又在台北、高雄、屏東舉辦了中小企業、勞工問題、養豬問題,都是針對當時具體發生的現實問題,或國民黨獨斷政策下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提出黨外不同的聲音,透過雜誌傳播出去。


        在這忙碌的工作中,編輯部所在的「黨外總部」儼然是訊息傳播中心,許多訊息在這裡不同範圍地流傳。大約第二期出版後,傳出國民黨要抓人的訊息,要抓的是施明德和我,當時的傳言是說,國民黨的相關單位認為,這個集團在各地的串連組織主要是由施明德在操作,而雜誌的編輯事務基本上是由我在處理,所以,把這兩個人抓起來,一方面因只抓兩個人,反彈力道比較不會那麼大,而實際負責內外工作的兩人抓起來,黨外運動就會受到相當的挫折。這種「敏感」的訊息並不是第一次,但這一次據說比較可靠。我記得很清楚,跟國民黨那邊訊息比較靈通的老康,叫范巽綠拿了點錢來給我,是我離開《八十年代》後繼續把還沒完成之《自由中國》選集編完的編輯費。這也間接暗示了情勢的緊張。


        在那風聲鶴唳聲中,我把自己關在房裡,給我太太唐香燕寫了一封大約七百字的信。我告訴她:


       「如果我出事,不要哭,勇敢地站起來,眼淚感動不了上帝!」

       「人,應該站著生活。當這世界上有那麼多的人屈辱地在地上爬

           行著生活,我們沒有哭的權利!」


交代了一些事後,我要她:


       「代我安慰爸爸,燒一柱香在媽媽靈前,告訴他們:我沒有辱沒

           他們!我光明地努力做個『人』!」


我告訴她,我深深愛著她,我鄭重地承諾:我會回來!


        這短函寫在三頁比 A4 小一點,左下角印有「美麗島」的專用稿紙上。落款這樣寫:


       「忠信    寫於美麗島辦公室時六十八年十月十七日下午六點鐘」


我把信交給田秋堇,告訴她,如果我出事,交給香燕。當時在總部的人大概都聽到這傳言,所以,秋堇接過信,默默收起來。無言。只能無言。那情景,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結果,也不曉得發生了變化還是怎樣,一天一天過去,我繼續編第三期、第四期,以及未完成的第五期。


        將近兩個月後,高雄事件發生,緊接著全台大逮捕,秋堇這不情願的「郵差」不得不遞出了這提早寫下的信柬。這短柬原件,歷劫後幸運地一直留在我家。賭物思昔,不勝唏噓!(未完明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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